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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超:科研“松绑”与质量升级——试论博士生教育的新形势与新要求

发布时间:2020年04月13日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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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 了在教育综合改革和“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部分高校对学术评价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进行的相关改革,认为此类探索客观上将学术评价和创新人才培养等重要议题正式引入了实质性的操作环节。 指出了应科学评价并有效提升博士生教育和科研工作的质量的看法,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高校正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使命,我国博士生教育在思路上需要进行战略性调整,应切实突出质量导向,推动高等教育及学术建设走上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正轨。
关键词: 博士生培养;学术评价;研究生教育;学术职业
作者简介:
刘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杭州 310028;
沈文钦,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1;
李曼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北京 100084。
一、博士生培养及科研评价的新探索

2019年4月,清华大学公布了新修订的《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原有条例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规定》将原有的“博士在学期间发表论文达到基本要求方可审议学位”,调整为“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达到所在学科要求,方可提出学位申请”。对博士生而言,论文发表量今后将不再是申请学位的硬性指标;同时,学校层面不再做统一要求,改由各学科制定学术创新成果的要求。这一改革举措立即引发了广泛热议。有人对此表示理解,有人将此解读为“博士生毕业难度降低”,有人则忧虑如此一来难以保障博士生的培养质量,甚至担心学校的论文发表量受到影响等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一政策调整呢?其政策效果又将如何呢?对此,我们认为还是要立足实际,客观、完整、准确地理解文件的精神实质。《规定》中所说的不做“统一要求”,并不等于“没有要求”或“不鼓励”“不提倡”,更不等于“反对”。这一点,无论是对学校、院系还是博士生导师均如此。关于此新政策,还有几点是不言而喻的:

(1)学校不做统一要求,不等于所有院系都不做要求。一般而言,有些学科(如艺术学)的博士生确实难以发表相关论文,有的学科的发展未必主要依赖于论文发表,因此,相关院系淡化对博士生论文发表数量的要求,是大概率事件。清华大学是一所多科性大学,学校中各学科间的差异极大,如果勉强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学科,那就不可能不违背这些学科的特点和教育规律。因此,不做学校层面的统一要求是非常必要的。但另一方面,目前我国高校及其各学科几乎都面临着种种评比和激烈的国内外竞争,这对院系始终是一种相当大的压力。据此可断言,无论学校是否做统一要求,多数院系是难以“坐视不管”的,是不可能不继续对博士生论文发表做某些基本要求的。

(2)即便院系不做统一要求,也不等于各博士生导师没有要求。一般而言,小论文的撰写和发表,本身就是博士生培养的一个常规而有效的环节。博士学位论文写作是极具挑战性的过程。为了确保博士生毕业论文的质量,博士生导师一般都会进行阶段性的过程指导,而不可能完全放任,以免最后出现不愿看到的情况。在实践中,多数导师会对博士生有相应的要求,至少会鼓励其适当发表研究成果。

(3)即便学校、院系、导师都没有硬性要求,不等于研究生没有自我期许和自我要求。发表论文与否,首先关乎博士生的切身利益。因为,学校主要的评优评奖、出国交换、毕业求职等,每个重要环节都存在激烈竞争,而其成败往往又与论文发表高度相关。故此,无论学校、院系、导师(组)是否有相关要求,博士生本人都会对自己有期待、有要求,也就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去努力发表论文。事实上,博士生(乃至其他群体)对发表论文的强烈需求,是受到整体大环境驱动的,它绝不会因个别机构的政策调整而明显改变。从教育–学术市场或学术共同体的实情看,竞争因素的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发表论文的迫切性;只要有竞争的存在,就会有学术发表的硬性需求。

(4)在时间节点的把握上,《规定》指导下的培养方案将从2019级博士生开始执行,故此次调整与在读博士生皆无直接关系。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思路,是循序渐进的改革,是有准备、有章法、有配套保障的。这是清华大学进行教育综合改革、“双一流”建设的新探索,也是顺应“破五唯”而进行的大胆尝试,是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中的试水之举[2]。“博士生教育是使学生掌握高深知识、提高学术水平、养成学者品质的过程。”[3]55-56自19世纪初柏林大学创立以来,培养学术人才便成为博士生教育的主要目标,学术性成为博士学位的核心特征;博士生必须从事科学研究并做出创新性科学成就。而一般来说,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体现在博士生对高深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上,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和对知识的贡献上,体现在对学生进行学术规范与道德教育,并使其具有学者的品质上”[3]56。因此,这一改革所彰显的创新导向,可谓抓住了博士生培养的核心。在此意义上,这一“完善学术评价,激励原创研究”的改革,或许可为当前的相关改革提供某些参考。

明乎此,则不难理解,此次调整乃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改革。无论如何,学校论文的数量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波动,而质量很有可能会逐渐提升。故此,对清华大学的这一改革,显然当以平常心看待。各方只需拭目以待、乐观其成。上述热点问题的讨论已告一段落,但由此而引发的问题很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如何正确看待论文写作在博士生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恰当发挥论文写作与发表在办学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如何在“破五唯”的大形势下正确进行教育评价和科研评价?这是一个学术评价问题,也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上述改革则为我们优化学术评价体系、促进博士生教育提供了契机。

二、正确运用科研训练提升育人质量

如何正确看待论文写作与发表在人才培养和学术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此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冷静、务实、不走极端。无疑,片面强论文发表量是不恰当的,在博士生培养阶段尤其贻害深远。那么,是不是在博士生培养中,论文写作和发表就意义不大了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证明,论文写作和发表在博士生培养中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1.这是磨炼学术写作和表达能力、保障培养质量的客观要求

博士生是我国日后学术人才的主力军,其培养质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未来我国学术界的总体水准。为确保培养质量,必须有论文写作的训练。一般而言,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有较大突破性和较高原创性。因此,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长时间的磨炼。只有真刀真枪的实干、“在干中学”,才能实质性提升自己的学术表达和思维能力,才能更快、更有效地成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行若干个阶段性的训练。而期刊论文的写作和发表,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是对学位论文写作的预热,是对其质量的事先把关,也是对日后博士生独立开展研究的热身。因此,为确保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并使学生顺利毕业,有经验的导师一般都会指导研究生参与相关研究,在研究中熟悉学术规范、掌握研究方法、提升研究及写作水平,并逐步融入学术界。

2.这是学术研究特点和规律的内在要求

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二者密切相关。严格来说,发表了研究成果才算研究及写作过程的真正完成:因为只有通过论文写作,才能使自己思路更清晰、更系统、更缜密;而之后的投稿、改稿过程,则能不断提炼思路、深化认识、推进研究。易言之,只有在论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才能更清楚地了解研究工作的得失,才能提高研究质量、提高研究者的思维和表达能力;也只有成功发表了论文才能更好地贡献于学界。论文写作不仅是磨炼学术写作的过程,也是科研训练的过程。这一过程无可替代,亦无法逾越。再者,从道义上来说,博士生的研究过程不仅要享受求知的愉悦和探究学术的乐趣,也要对学术发展有所贡献,“不能只入不出,而要像蚕那样,吃桑叶吐丝,要为人类文化添砖加瓦”,唯此方可实现“学以致用”[4]。而这就必须通过论文写作及发表来实现。在这方面,书面发表较之传统的“口头发表”(oral publication)①和“述而不作”有压倒性优势。
①事实上,早在1901年,美国耶鲁大学校方就已宣布:要以教授的具有“全国性声望”的“生产性工作”(productive work)作为晋升的标准。其所指,实为发表学术期刊论文。见阎光才所著《美国的学术体制》.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 37。在这方面,同为老牌高等教育强国的英国则起步甚晚。对此,可参见Macfarlane A的Reflections 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from the roof of King’s College Chapel. London:Non Basic Stock Line, 2009: 114。

3.这是学术人才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职业发展的刚性需求

目前,论文被普遍视为学术界的“硬通货”(hard currency),其对学术职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博士生来说,论文是学生阶段评优评奖的重要条件,也是日后进入学界的入场券。博士生毕业时即便无需发表论文,但毕业后要想进入学术界继续从事科研工作,无论如何还是需要有论文来证明自己的潜质或能力。而且,进入学术职业后,同样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只要有学术(市场)竞争的存在,论文发表的刚需就始终存在,则博士生和其他学术工作者的论文发表压力仍将持续。因而,高质量的论文发表仍是客观需要的,也是值得肯定的;其对博士生及团队、学科的发展,仍是助益甚大、一举多得的。

论文写作和发表本身就是人才培养的一个方面或环节,是博士生培养的有效手段。对此,要正确看待这一问题,要坚持质量导向。目前,我们教育工作的关注重点,已实实在在地从注重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和影响力的提升。我们科研工作的目标,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成果、多出成果,而是出精品、出思想;人才培养的目标,也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人才、多出人才,而是出更多更好的拔尖创新人才。在博士生学术发表的评价上,核心问题与其说是“要不要发表论文”或“如何发表更多论文”,不如说是“怎样完成更优秀的成果”。在今后相关改革中,务实的做法,并不是纠结于“发表”与“不发表”的问题,而是正确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积极倡导原创性的深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发表少而精的高水平论文。在学术上,“首创性”乃是“最高价值”[5-6]。学术的实质性进步主要不是靠大量论文简单堆出来的,而是靠那些有突破性贡献的成果引领的——这类成果往往是少数的。因此,科研工作最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这也就要求博士生(其他研究者亦然)在学术上矢志原创,数年磨一剑,厚积薄发,集中精力完成高水平成果。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注意到博士生的特殊性。博士生仍是学生,是受教育者。他们在此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打基础。我国学术型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并不是要培养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者,更不是培养善于写论文的写手,而是要培育具有高度创造力的、拔尖创新的学术人才。这就决定了对博士生的评价不能简地看其论文发表量,而应主要看其学术基础和能力,看其是否在学术上有突破性贡献。为达此艰巨的目标,我们应创造更好的条件促其成长,使其达到更高的培养质量。如果片面强调博士生的学术发表、追求短期的论文发表量,则难免助长短平快的研究,滋长急功近利的风气,使博士生难以潜心于长线的深度研究,这不利于打好学术根基,也就难以出精品、出拔尖人才。这不仅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也背离了学术研究的本质和人才培养的初衷。而对博士生论文发表量的灵活调整,将极大地减少体制机制的束缚,助力博士生更好地完成高水平、原创性的长线工作。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务实地推进人才培养和学术评价体制机制改革,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发挥论文写作训练对博士生培养的重要功能,以更好地培养未来的学术人才,为中国学术的长远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三、科研新常态与育人新要求

在未来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我们在博士生教育中应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发表?如何恰当进行学术教育评价?这无疑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扎根实际、把握大势,充分了解我国学术文教发展实况。唯有如此,才能正确研判形势,谋划未来。

要了解此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全国的科研情况进行初步的了解。暂以SCI论文为例略做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将SCI论文引入科研评价以来,国内各高校纷纷效仿。为了提升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综合排名,我国绝大部分科研机构和高校都将发表SCI论文作为学术评价和奖惩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42所“双一流”建设大学对教师和博士生等都有一定的发表SCI论文的要求,绝大多数人员也循此要求,开展科研工作。因此,这一指标无疑可以反映高校科研的一个方面(见表1)。其中,有关机构情况见表2。

以上表明,20世纪以来,中国SCI论文产量显著提升,2010年来SCI论文总量迅速逼近美国,许多著名学术机构发表的SCI论文数量保持强劲增长态势。然而,在高级别论文(如CNS论文)的表现上,中国与美国顶尖大学之间仍有巨大差距。

历史上,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内地,下同)的国际论文发表量极少。1987年,中国的SCI论文发表量居全球第二十七八位;20世纪90年代,作为全国高校SCI论文发表第一名的南京大学只有1000篇左右;2000年前后,内地大学发表SCI论文最多的大学也仅2000篇左右。直到21世纪最初几年,北京所有科研机构的SCI论文总量,仍不及哈佛大学一所学校(1.3万篇以上),而中国全国的CNS论文发表量(231篇)勉强超过哈佛大学(220篇)。数年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国许多高校的SCI论文数持续猛增,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各名校几乎都已成为科研密集型大学①,SCI论文发表量已达相当可观的程度[7]。2011年论文发表量的全球前35名中,中国只有浙江大学超过5000千篇。而到2018年,SCI论文逾万篇的中国大学就有5个,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的SCI论文数量就超越了哈佛大学[8],居世界高校之首。该校及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连续多年保持相当高的SCI论文发表量,2017年起,该校一直保持在1万篇以上。可预见的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高校乃至全国的科研论文产出仍将保持高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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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中国的科研投入、科研队伍和论文产出,已发生历史性变化。 中国与美、英、德等西方大国在科研规模方面的对比,也发生了变化。 随着科研工作的大规模开展,中国多所高校的SCI论文数已超过美国几所顶尖大学。 中国科研在规模上已经达到历史新高。 中国的SCI论文数自2009年起始终稳居全球第二,日益接近美国,远远超过第三名之后的任何一国。 截至2019年2月的SCI期刊收录数据表明,中国高校学术论文数量依旧排名世界第二。 数年内,中国的国际论文(包括SCI论文)总量将全面超过美国。 可以说,中国科研已形成非常稳定的、数量强劲增长的势头,这种高产出的态势仍将长时间延续。 而且,若将大量非SCI论文(含Ei论文)统计在内的话,中国各类论文总量目前恐已居全球之首[10]。

在质量方面,中国的高质量论文的数量也在持续增长。2016年SCI收录的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   3万余篇中,有2526篇被选作ESI高水平论文。其中,发表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国际期刊上的论文量连续七年居世界第2位。2017年,我国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比上年提升2位,居世界第2位。在2000年左右,中国内地高校和科研机构每年才能发表1~2篇CNS主刊论文,但随后各高校在各科研领域遍地开花,各大高校每年1~2篇CNS主刊论文几乎已成最低标配。2018年仅仅在生命科学领域CNS主刊论文就数量过百(含港、台地区),同比增长48%[11]。以浙江大学为例,该校的SCI论文在2001年仅约2000篇,2011年超过5000篇[8],2018年超过1万篇。2017年该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发表三大期刊及子刊的论文30篇,同比增长36%[12]。

近二十年来,我国科研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极大地拉近了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的距离。尽管如此,中国科研论文总体的影响力和引领性仍明显不足。2013年,我国作者为第一作者的SCI论文中,表现不俗的论文仅有33.8%,只有1/3的论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13]。有的国内名校SCI论文数量与世界一流大学相仿,但“原创指数”不高,在国际上引用率低,缺乏重量级大师和成果[14]。中国所有高校在CNS三大期刊的发文总量,直到2017年才勉强达到哈佛大学的水平[7]。

经过有关各方长期不懈努力,不论是从纵向还是从横向看,不论是规模还是水平,我国的科研工作水平都已得到显著提升,已呈现新常态。对于今日中国的科研工作来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已不是国际论文数量太少,而是高水平成果不足,这一局面严重制约了我国科研的发展。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尽快转换思路、调整战略,从注重数量、追求速度转换到注重内涵、提高质量的轨道上来。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今“破五唯”所要着力解决的难题。学术研究工作中的创新性、影响力和贡献度应成为更重要的标尺和学术评价的核心要义。也正是这一局面,为我国高校博士生培养迎来了新环境。故此,重新调整对博士生发表论文的要求,可谓大势所趋、正当其时。

目前我国许多知名高校中,博士生已是学校科研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普遍多于专职教师及科研人员。据相关高校的官网显示,2018年,北京大学有专任教师3358人,科研机构人员1485人,博士后1896人,博士生11268人;清华大学有专任教师3485人,博士后2188人,博士生14203人;浙江大学有专任教师3741人,其他研究人员1654人,博士生10178人;上海交通大学专任教师3061,博士生7882人。2019年,南京大学有专任教师2144人,博士生6996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教学与科研人员2244人,博士生5630。博士生为高校的学术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一定意义上说,博士生的学术发表固然与博士生培养的客观需要有关,也无疑与各校追逐学术产出不无关系。十余年来我国高校科研工作的高速发展和靓丽业绩,也为今后高校科研的战略调整赢得了宽松有利的大环境,为科研的转型升级争取了更大的战略空间。当然,新的形势也对日后科研质量和博士生教育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要求博士生教育中各方要更加切实追求质量,完成高水平、原创性的工作。

四、激发内在动力,提升育人质量

经过长时间的持续努力,我国科研工作已取得历史性进展,达到新的临界点,进入了新阶段。目前,我国科研成果的数量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即便各机构暂时不再对论文发表数量做刻意的刚性要求,我国科研论文数量仍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维持高位。然而,目前科研工作的质量仍与其规模、投入不相称,更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战略需求远远不适应。

上述形势对我国科研工作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科研成果原创性、引领性、影响力和贡献度的要求也日显迫切。对科研工作而言,成果在精不在多,在质不在量。没有质量保障的数量是伪数量,不仅浪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资源,而且增加学术次品或垃圾,甚至可能诱发学术不当、学术不端现象。因此,对科研成果来说,“宁愿少些,但要好些”。①有学者曾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研究者在学术上并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但应该“做一点永恒的事情”[15]。业内人士都清楚,只有具备高度创造力的人,才能有此能力和自信,才能消除对数量的焦虑,自觉地潜心追求高质量的成果。也唯有这样,作为学者社群的我国高校才可能由“竞争性优势”升级到“引领性优势”,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引领国际学术进展。

为此,需要相关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对评价体系进行系统性的战略调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博士生教育的评价与要求应与时俱进,遵循教育及学术规律,更加突出质量导向。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今后需要更多地从外在的要求转向内在的驱动,这就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的积累、志趣和原动力,依赖于其更强的原创精神和质量意识[16-17],只有这样,方有望持续增强我国科研的原创性、引领性,为我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对博士生而言,也同样需要在学术上有更高的自我要求,切实提升原创能力,通过高质量的成果推动学术及社会进步。在博士生培养中,要充分考虑到人才成长的规律,把各方注意力引导到出拔尖人才、出原创精品的方向上来,扎实努力,推动我国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实质性进步。

博士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是一国高等教育水平和科研潜力的重要标志。诚如弗兰克•罗德斯(Frank H.T. Rhodes)所言:“博士学位代表着大学中最高的学问与最人格化的指导的结合,发挥着重要作用。”[18]我国博士生教育自始就有明显的“国家性”,在目标定位、规模调控和质量监管等方面,都承载着国家的意志,无疑是“以培养学术性人才为主、旨在为高校输送师资”[3]162。为此,必须严把“招生入学关”“培养过程关”和“学位授予关”。从1981年实施“学位条例”开始,我国就始终坚持“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十六字方针[19],把“提高质量”放在突出位置。这一导向应在今后的教育改革中进一步彰显。

一般而言,研究密集型大学(研究主导型大学)在本质属性上至少应包括四要素:①学术型博士生的数量与质量;②科学研究的层次水平与经费额度;③教授为同行认可的学术领导地位;④科学研究、教授群体、博士生群体在多学科、学术自由环境中的共同发展。其中,科学研究和博士生培养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20]。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对研究型大学建设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丹尼尔·吉尔曼曾明确表示:“真正的大学……必须提供在教授指导下从事高级研习的机会。”[21]博士生不仅接受学术训练,还直接参与学术实践,其活力和创见等对学术人员也有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博士生的培养也刺激着学术人员学术水平的提升。

现代以来,研究生教育已成为“专业繁殖的主要机制”[22],博士生培养则是高校学术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大学为职业培养下一代从业者[23-24],对促进专业化上升意义重大。高教系统(或学术专业)乃是“关键专业”[25],是训练其他所有专业的一个专业场域[25]。任何事业要实现永续发展,都需要持续提高后备人才的质量和水平。高等院校自始就以人才培养为己任,为很多行业培养人才,它不仅为其他职业培养后备人才,也为自己培养下一代从业者。博士生教育始终以培养下一代学术人员、繁衍学术职业为主要目标。高等院校通过博士生教育对未来的学术人员进行精心筛选和培养,通过对优秀毕业生的选聘实现学术的延续与发展[3]210,进行自我的“再生产”;高等院校还通过博士生教育不断提高学术职业的专业化程度和地位声望[3]49,51。博士生的质量和水平就是下一代学术人员的质量和水平,他们决定着学术职业的未来发展。博士生进入学术职业后成为新一代学术人员,而后又以同样方式培养下一代学术人才[3]202。博士生教育也在一代代学术职业人员的培养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不断提升,学术职业与博士生教育就这样在循环往复中相互促进、共同发  展[3]209,215。能否培养出一批高水平博士生,能否吸引足量高水平博士生加入学术职业,这关系到下一代人员的水平和质量,关系到日后几代大学生的培养质量,甚至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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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1年第2期